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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天鹅赵汝蘅毕生寻芭蕾梦中还找脚尖鞋

2018-10-30 12:08:29

“末代天鹅”赵汝蘅毕生寻芭蕾 梦中还找脚尖鞋

赵汝蘅近照  她曾是芭蕾舞台上优雅的天鹅,从11岁到67岁,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芭蕾。有人很羡慕地对她说:“你这一辈子就搞这一件事。”但她却说:“芭蕾,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幸福、那么甜蜜的回忆。”只是,横跨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她一如既往地在中国芭蕾的土壤上耕耘着、坚持着,“因为如果你学了芭蕾,将再也无法离开它……”  她,就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原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一条带流苏的麻质围巾紧裹在肩头,玲珑有致的轮廓依稀尚见昔日芭蕾舞蹈家的绰约身姿。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深烙有芭蕾印迹的瘦小女人如何能够肩扛起振兴中国芭蕾事业的艰巨重任……  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的6年时间里,因主演了着名芭蕾舞剧《天鹅湖》,鲜花和掌声纷至沓来,她成为万众瞩目的“白天鹅”;  在担任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的15年时间里,她使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业务蒸蒸日上,伴随着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腾飞,使中芭在国际上声誉日隆;  在担任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的3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基洛夫芭蕾舞团、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瑞典皇家芭蕾舞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美国国家芭蕾舞剧院……一个个世界芭蕾舞团轮番登场,《曼侬》、《堂·吉诃德》、《驯悍记》……一部部中国舞蹈界奉为偶像与精神的大师的作品,次活生生地展现于中国的舞台之上。  2010年末,在中国舞蹈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新一届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在满场热烈的掌声中,她站起身来向身边的同行致谢时,心里已意识到,她的舞蹈征程还在继续……  我的芭蕾我的梦  2011年7月17日,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倾注了赵汝蘅两年心血的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看着舞台上洁白的纱裙,漂亮的足尖,高难度的旋转,优雅的谢幕,她的眼前出现的分明是一个梳着两把“小刷子”的小女孩——小女孩正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套洁白的小蓬蓬裙子,眼睛里是努力压制着的欣喜……  这是1955年的赵汝蘅。那一年,她从天津小学毕业,正是个爱美爱跳舞的小姑娘;那一年,她11岁,成为了北京舞蹈学校建校以来招收的第二批学生。  上世纪50年代,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芭蕾艺术刚刚走入中国,除了极个别在上海和天津租界中流亡的白俄芭蕾舞蹈家教授一些富家女孩跳芭蕾舞,中国大地上鲜有这种源于欧洲的典雅舞蹈。  当时的赵汝蘅对于芭蕾的认识,仅限于一张照片。“小时候,在天津,路过一家照相馆,看到了一张穿着白色芭蕾舞纱裙的小女孩在劈叉,觉得非常漂亮。”  有一天,小学老师叫她和两个同学一起去参加一个面试,那是北京舞蹈学校的招生考试。  “孩子们只穿背心裤衩,老师从身前身后看,不但要量身材比例,还要做踢腿、下腰等动作。”  做完之后,招生老师对那两个同学说:“你们回去吧!”而赵汝蘅留下了,“老师说我的腿长,而她们的身材将来会发胖。”  接下来,是几轮复试。赵汝蘅记得有个招生老师问她:“你是小资的妹妹吗?你的鼻子垫过吗?”她被问得莫名其妙,老师们是否满意她的表现,也全然不知。后来她才知道小资指的是舞蹈家资华筠。  学校方面一连多日杳无音讯,母亲希望她保送上中学再考大学,赵汝蘅正犹豫自己要不要顺应母亲的意思时,家门被叩开了。“其实母亲并不同意我去学习芭蕾。在她心目中,读正规学校、将来上大学才是正道,而且当时已经准备进一个非常好的中学了。”  11岁的赵汝蘅与母亲赌气,一个月没说话,终,她还是乘上了北上的列车。此时,北京舞蹈学校刚刚成立一年。学校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中国搞芭蕾舞。  当年的北京舞蹈学校位于东大桥的白家庄,只有一个简单的校舍,赵汝蘅清清楚楚地记得,“对面一边是师范大学,另一边就是火葬场。”然而50多年前,就是从京郊白家庄这条偏僻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走来了中国早的一批芭蕾人,起飞了中国早的“白天鹅”。  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之初,学员的营养保证,是当时苏联专家们提出的要求之一。在国家还是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里简直是个天堂:不仅学费全免,还提供高标准伙食,发练功服装及各种生活用品,年入学的同学连棉衣都发。  “有豆浆、牛奶、水果吃,甚至还有黄油,每周校车接送看电影,跳舞服装有专人浆洗。周总理怕演员们腿脚受凉,让有关人员给我们的宿舍铺地板,就连走廊都铺上胶毯。”赵汝蘅记得次去食堂,看见满满一大桶豆浆,很多调皮的男生在桶里捞鸡蛋,一捞一大碗,“那时鸡蛋随便吃,有时候发煮鸡蛋,多时一次发4个,吃不了就在鸡蛋上画小人。”  虽然生活条件优越得远非寻常百姓所能想象,但训练之苦同样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  练习立脚尖,先经过半脚尖,再到脚尖,第二年才可以真正踮起脚尖来。而这个过程的那种疼痛,是没练过的人根本没法体会的。“那时脚趾感染,得甲沟炎,指甲翻了掉了,是常事。处理方法就是用纱布缠上,接着去练,直至脚上积累起足够的老茧和力量为止。”  即使如此之苦,赵汝蘅也没有放弃过。因为当初舞蹈学校来招生时,老师带来了几名经过一年训练的学生,她们身上那种说不出的美深深刻在了她的脑子里。她想要那样的挺拔,那样的美。  对于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赵汝蘅来说,完成老师的高要求并不容易,在人群散去之后,她总会被单独留下,要求从舞台的一端转圈到另一端。多年之后,她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当年《吉赛尔》彩排时的情形:“一上台,灯光一打,我在转圈时突然就找不到方向了。彩排结束后,苏联专家把我重新拉回台上,什么都没说,就是要求我把所有变奏,一段段全重跳一遍。我站在舞台上,一边哭一边反反复复做同样的动作,直到做好为止,没有任何借口。”  我的芭蕾我的惑  1958年,中国版《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公演。这是北京舞蹈学校孩子们的辉煌亮相,也是芭蕾舞艺术在中国的空前启蒙。  一部欧洲芭蕾舞剧的经典,直接拿到毫无芭蕾文化传统的中国观众面前,许多中国人——包括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志愿军战士,面对穿着短短白纱裙的“小天鹅”们,根本不敢正眼去看。  1961年,赵汝蘅从学校毕业后顺利走进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前身),两年之后,赵汝蘅终于也成为了一只万人瞩目的“白天鹅”。只是,也在那一年,赵汝蘅在人民大舞台跳完《天鹅湖》后,再也没穿过那身天鹅裙。  那时,中国的政治氛围越来越紧张,苏联人带来的《天鹅湖》自然也在批判之列,芭蕾舞团也不再是备受优待的特区。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像全中国人民一样,深深卷入到了政治风云之中。不允许再跳西洋作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  1964年冬天,赵汝蘅这只“末代天鹅”和团员们一起上山下乡,奔赴厂矿农村为工农兵演出。这是全世界芭蕾舞界都没有见过的奇景:冰天雪地里,芭蕾舞演员们在脚几乎冻僵的情况下,在露天土台上跳着脚尖舞。“50天里演了49场,徒步背着行李,走到一地就搭台演出,那段时间的演出对我的脚伤害很大。”  1967年6月15日,《红色娘子军》在民族宫礼堂上演,赵汝蘅出演琼花。她的脚趾关节在演出中突然错位,“当时根本没有条件拍X光片,脚肿得像馒头,只能找中医捏捏,一个星期打几次封闭,坚持着后面的一场场演出。”  1972年,《沂蒙颂》彩排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立不起来了。赵汝蘅永远忘不了那一刻。“一下子就不能跳了,一下子就断了你的梦想。每站一下,就听得骨头响一声。”演出结束后,是两次手术。次手术结束,赵汝蘅还抱有幻想,但第二次手术后,她彻底绝望了。  那年,她28岁。从此,赵汝蘅再没上过舞台。  5年的时间,所有人不能和她提那个场景,提起来,她就要大哭不止。即使现在,近40年的时光过去,她也不愿提及那段岁月。光阴并没有把这伤痛彻底抚平,在岁月日复一日的缓慢推动中,这痛苦就像图钉一样随着时光的车轮扎进了她的心里,拔不出来。  芭蕾舞对她来说是什么呢?“你可以把整个身体从手指尖到脚趾尖,全身都拉到一个漂亮的线条上,感觉是在享受。另外,你不是在枯燥地跳舞,要听音乐,还要记住老师对你的要求,是不是胳臂像天鹅般柔美?是不是有手指尖能滴下水来的感觉?很多细节可能一下子消化不了,回到房间里还会想,一直想……”她陷入沉思,“生活和舞蹈其实已经缠在了一起。”  离开芭蕾对赵汝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那是一辈子的伤痛,无以表述的悲伤。”她欲言又止。  事实上,手术的失败不仅让赵汝蘅离开了舞台,甚至让她无法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她脚上的一段骨头被锯掉了,她穿的鞋子,鞋底必须是比较厚比较柔软的,还得用一个特制的鞋垫把脚托住,否则将无法走路。  对赵汝蘅来说,打击更大的是,失去了热爱的舞台,她不知道该干什么?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深深的迷茫。她曾想去报考刚组建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到剧组当场记。但是当场记需要跟着剧组到处奔波,她的脚不行,跟不上。她去学开车,还去外语学院旁听。开车有什么用,学外语有什么用,她也不清楚,“只是想着多学点东西,说不定会有人愿意雇我。”[1][2][3]下一页1963年《天鹅湖》四幕,“白天鹅”赵汝蘅(中)。  我的芭蕾我的团  赵汝蘅固执地学习着,吸纳新鲜事物,让自己走出阴霾。大冬天里她赶去上课,路上自行车坏了就扛着它往前跑,自己带个凳子旁听,没人管,全靠自己学。为什么?因为次考试外教以“Chinglish”为由给了她30分,她不服!“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做到,这是芭蕾教给我的。”  艰难的日子里,陪伴在赵汝蘅身边的是家人。辛苦的时候,也是家人给她支持。  鞋垫是老公特制,亲自一点点剪出来的;儿子没衣服,老公亲自动手给缝。“我不是个称职的老婆,也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我既不会安排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安排他们的工作,都是他们围着我转。”  1980年,赵汝蘅获得机会去香港参加一个舞蹈营,跟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老师学舞谱。这次学习,老师的授课都是英语。在大学里旁听了半年英语的赵汝蘅,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大致听明白老师的意思。  这一次学习,赵汝蘅收获很多,她感受到了自己的点滴进步,也感受到了外面世界的广阔。从香港回来后,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中芭的管理工作。初,她给大家打杂,像保姆一样照顾着一线的年轻演员们,她只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不要再发生在年轻演员身上。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的大潮中,赵汝蘅挑起了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的担子。  那段时间,中芭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几乎发不出工资,又遇上广州芭蕾舞团成立,优厚的待遇吸引了一批人。“广芭首演时,我去观看演出,从后台到前台都是原来中芭的人。”赵汝蘅说,出国潮也给当时的中芭带来了巨大冲击,“舞团去美国演出,大家次喝到了可口可乐,次玩了迪士尼乐园,回来后,团里陆陆续续又走了100多人。”  当时的中芭到香港演出时,演员平均年龄39岁,被当地媒体称为世界上老的芭蕾舞团。这给刚上任的赵汝蘅当头一棒。  人才青黄不接,她就无数次找舞蹈学院,请求他们一定考虑为中芭输送人才;在得知有的毕业生时,她一定会亲自去请。  团里的人说,赵汝蘅像团长的时候少,像办事员的时候多,事无巨细,只要找她,她一定尽力去办。团里住房紧张,她主动将自己的办公室让出当临时宿舍;演员的孩子生病,她就亲自接孩子去医院;到外地演出,她和大家一起坐硬卧,吃、住和演员在一起。  赵汝蘅说:“在我之前,芭蕾舞团的领导是编导出身。而我就是一个中专生,做演员出身,不懂管理也不懂数钱,只想为舞团做点事,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为了留住年轻演员,赵汝蘅意识到,不能只带着《天鹅湖》在全国各地疲于奔命,要想办法找赞助排戏,“当年轻的演员有戏排,有舞跳,就不会想别的事情了。”  通过复排《红色娘子军》,引进《睡美人》、《仙女》、《海盗》、《主题与变奏》、《协奏曲》等中外经典剧目,创排中国版《胡桃夹子》、《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等新剧,赵汝蘅不仅留住了人才,还培养了一大批享誉国际芭蕾舞界的青年演员。  作为舶来品,中国芭蕾在国外的市场开拓一直非常艰难,因为除了“正宗不正宗”这一认知问题外,老外打造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堂·吉诃德》等已成了芭蕾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但赵汝蘅认为,“中芭应成为职业化的表演艺术团体,应该能够在世界芭团中占有一席之地。”  1993年的冬天,刚刚担任中芭团长一职的赵汝蘅就顶着大雪,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的门前,为的是向芭蕾的故乡推荐中国芭蕾,敲开中法芭蕾交流的大门。不过那天,她失望而归。这样的碰壁有很多次:柏林歌剧院、巴黎歌剧院……“瞄着世界上有名的人,千方百计走到他面前。”赵汝蘅这样概括她拼命将中国芭蕾推介到芭蕾舞台的故事。  赵汝蘅曾经的梦想终在她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中如花绽放:英国皇家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这些在欧洲芭蕾界声誉显赫的剧院主动向中芭伸出橄榄枝;罗兰·佩蒂等世界芭蕾舞大师开始为中国的芭蕾舞团编排作品……  从不为人识到跻身世界,中国芭蕾用50年时间浓缩芭蕾500多年的历史,赵汝蘅用艰苦的努力维护着古典芭蕾的尊严,树立起中国芭蕾的形象。其中甘苦,不言自明。  我的芭蕾我的恋  外表柔弱的赵汝蘅,有着广阔的胸襟和非凡的视野。她站在中芭这个舞团的位置上,本可以目空一切,躲在艺术的象牙殿堂里,拥抱着一部样板芭蕾和那些经典芭蕾舞剧,享受着不断的鲜花与掌声。可退休之后的赵汝蘅选择在国家大剧院专心经营大剧院的舞蹈项目,为北京观众搭建通向世界舞蹈艺术的桥梁。在2011年7月,国家大剧院举办了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  “作为艺术总监,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北京观众看到真正的作品。”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国家大剧院开幕时,曾邀请到俄罗斯基洛夫芭蕾舞团带来三个经典剧目的演出,但等他们来了,赵汝蘅才发现,他们并没有把的演出阵容带到中国来。这次教训让赵汝蘅成为了谈判桌上的铁娘子。“以后不管谁来,不仅要带经典剧目,还必须得带的演员。”  2008年的6月,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赵汝蘅再次参与谈判,谈判桌上,她的坚持让英皇的代表既无奈又钦佩,“你要想要你就非要到不可。”  赵汝蘅说:“我的眼光已经很窄了,每一次出国回来,深的感受就是我们知道的信息太少了,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希望把我见到的好东西和大家一块分享。”  和国家大剧院一同走过三年,赵汝蘅感叹,“很值!”因为50年前,芭蕾对于中国百姓而言还基本等同于《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而50年后,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芭蕾的各种流派是“你方舞罢我登场”。“中国的芭蕾舞界,从来没有那一个时期能够有如此之多的世界院团集中展示他们的风采。”提及这些,赵汝蘅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2010年的7月7日至17日,赵汝蘅多年的夙愿在国家大剧院成真。来自世界各地近20个国家的100余位选手报名参加了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大赛。“当时只是单纯地想办大赛,但现在,出去当评委次数多了,才意识到比赛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后续内容。”大赛的价值是什么?大赛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赵汝蘅不敢多去想,她担心自己的想法未必能推动得了,但她又明白这是必须迈出的步。“世界上的一些演员关注我们的比赛,参与我们的比赛,通过他们到北京来参赛,了解国家大剧院,了解中国,这就够了。这次来10个人,可能他们就会带回10条信息甚至50条信息去介绍中国。”  赵汝蘅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老天爷不会什么都给你,每个人都不会是完美的。或许你跳芭蕾的条件不够好,可跳转能力很强;或许你长得够好,可跳转能力又不够。”  但赵汝蘅一定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要求我做得漂亮,这是我每天都希望去做的,芭蕾教我要无止境地去追求。”  也正因此,不管是当团长,还是当总监,赵汝蘅的紧迫感从未消除过,“看得多了,你就会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我的心有那么大,但我的知识却那么少,很着急。”  即使为中国的芭蕾立下汗马功劳,她依旧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和她约采访,她会再三推辞。不是清高,不是孤傲,她只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没有什么值得写。  当了15年团长,退下来,这一页就翻过去了,赵汝蘅说,不能老去提以前的成绩。现在作为舞蹈家协会主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发挥余热吧!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吧。”  只是不管做什么,赵汝蘅已经无法将自己从芭蕾中拔出。  她的里还会存着她1963年跳《天鹅湖》的照片,“看,缎子面,进口鞋。”  她在梦中还会找自己的脚尖鞋,“更衣室、以前的宿舍都找不到,我的鞋怎么都没有了?我要把这段舞整个再重跳一遍……”前一页[1][2][3]下一页1963年,《巴黎圣母院》。赵汝蘅饰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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